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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红河] DC研究 | 空间与机制:元阳县多民族稻作聚落的垂直分异现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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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发表于 2019-6-22 09:39: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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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机制:元阳县多民族稻作聚落的垂直分异现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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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and Mechanism: A Comparison of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of Multi-ethnic Rice Settlements in Yuany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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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杨 杨宇亮 角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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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杨/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2017届本科生,临沧市第二中学教师
杨宇亮/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博士,副教授
角媛梅/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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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1.8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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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哈尼梯田遗产区聚落景观快速变化机制与景区化过程及保护”(41761115)和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红河州元江南岸村落人居环境的时空特征研究(01300205020503132)”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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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垂直分异性显著的环境中,以高程为主要指针的地理环境对人文现象具有决定性影响。本文以元阳县的傣、彝、哈尼三个稻作民族的聚落为研究对象,将民族聚落置于聚落地理的视野下考察其根源,采用全体行政村为大样本与代表性自然村为典型样本相结合,综合运用GIS、数据统计、田野调查等方法,探讨稻作聚落的垂直分异规律、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元阳县的稻作聚落具有显著的垂直分异特征,傣族、彝族、哈尼族从低至高聚居于河谷、中山、中高山环境,聚落空间特征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别。傣族、彝族、哈尼族以差异化稻作策略响应不同的稻作环境是基本因素,并与非基本因素叠加的合力,成为造就聚落垂直分异现象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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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垂直分异、稻作聚落、多民族、梯田、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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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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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概念
本文所指的“聚落”是人类生活、居住、劳作生产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是包括山体、水系、森林、农田与村落等要素的山地垂直人居环境系统[1];而“村落”则特指村落本体,是“聚落”中的居住空间,在文中对二者严格区分。“稻作聚落”是指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聚落类型。“多民族”指元阳县境内的三个主要稻作民族:哈尼族、傣族、彝族。“垂直分异”是指自然或人文环境要素沿垂直方向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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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题提出
云南是我国稻作生产的源头之一,稻作历史源远流长[2]。元阳县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元江南岸,是闻名中外的哈尼梯田核心区的所在地,并以“哈尼梯田+蘑菇房”的鲜明形象为人所知。事实上,包括元阳县在内的元江南岸哀牢山区,稻作聚落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了上述单一印象,世居于此的哈尼、彝、傣三个主要稻作民族不仅共同创造了逶迤连绵的19万亩梯田,还创造了以高程为主要指针、存在显著差别与丰富多样性的稻作聚落。本文针对元阳县这一稻作聚落的典型样本区,将多民族聚落置于稻作的根本途径下,通过大样本与典型个案研究相结合,探讨稻作聚落的分布规律、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将传统民居研究置于聚落地理的视野中,对于把握不同民族聚落的统一与微差,丰富村落层面的人居环境研究方法,具备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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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研究
自然现象的垂直分异在地理研究中得到持续关注,如孙然好关于“山地景观信息图谱”在近年来较有代表性[3],而人文现象的垂直分异则叠加于自然现象的垂直分异基础之上且更复杂[4]。就民族分布而言,尹绍亭从民族学的角度,阐述了云南少数民族分布的山地垂直分异现象[5]。据《元阳县志》,哈尼族位于海拔1000—1800m的中高山区,彝族位于海拔1000~1600m的半山区,傣族位于海拔600m以下的河谷区,苗族、瑶族聚居在海拔1600~1800m的高山区,壮族聚落位于海拔800m的中山区[6]。这些研究虽然都涉及到了人文现象的垂直分异性,但都基于定性的经验描述,并未涉及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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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的分布现象一般受自然和文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自然因素包括高程、气候、坡度、坡向、水系等,文化因素包括民族习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历史渊源等。地理环境决定论主要代表人物德国的拉采尔,曾详细探讨过聚落分布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就稻作聚落而言,自然和文化因素共同影响了云南稻作品种的多样性格局,也对稻作聚落的分布造成显著影响,从稻作农业的生态适应性来看,环境因素则可能起着根本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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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平原稻作,垂直气候特征成为山地稻作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1 元阳县民族人口结构不同高程的气温、降水差异直接影响水稻的种植生长,高程成为山地稻作农业的重要指针,也成为区分稻作聚落的最显著标志,这一点在哀牢山区尤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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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境内的哀牢山区沟壑纵横,最高海拔2940m,最低海拔144m,高下悬殊形成显著的立体气候。河谷坝区的年均气温25℃,最高气温达42℃,而高海拔山区的年均气温为11.6℃。再加上哀牢山区位于海洋暖湿气流通道,二者叠加使之成为云南省降水变化梯度最大的地方之一,高程每抬升100m,降水增加可达85mm[8],山顶的年降水量可接近山脚的5倍。总体而言,哀牢山区呈现出低海拔地区光热充足而降水少,高海拔地区热量急剧减少而降水显著增加的气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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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与降水组合的水热条件同样以高程为标志而显著变化,并对稻作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具体而言,水热环境规定了适宜稻作生产的高程区间,进而决定了稻作聚落的分布高程。哀牢山区的哈尼、彝、傣三个民族均以水稻种植为主要存续方式,三者所处环境的气候特征、稻作策略、文化环境等均有差别,对聚落空间结构、密度、民居类别等方面形成了决定性影响。既有研究侧重哈尼族聚落,而对彝族和傣族聚落的研究却不多,仅有罗德胤等有涉及[9],而将三者置于稻作生产的同一背景下,并探讨与高程变化关系的研究却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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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阳县概述与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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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位于红河南岸,是稻作聚落的典型分布县。据“六普”数据,根据 2002 年的统计,元阳全县总人口为396777人,各民族人口的比例见图1,哈尼、彝、傣三个民族的总人口占元阳县总人口的81%,有较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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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阳县民族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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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遥感数据来源于2016年Google Earth 卫星影像(分辨率0.6m),以及通过地理空间数据云获取元阳县2016年3月27日Lansat8ETM遥感影像(分辨率30m),经过几何校正、坐标配准,并经解译、矢量化处理,用以分析元阳县高程和聚落分布。本文的属性数据来源于云南数字乡村网,包括各村落的降水、气候、民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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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稻作聚落的大样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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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对稻作聚落的宏观分布概貌与高程之间的相关性展开研究,需要简化各村落的民族属性。在可获得的数据中,行政村级别人口的民族属性可信度高,因此以元阳县的133个行政村为对象,根据某村中不同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若超过中位数50%,即判定为以该民族为主的聚落,得到唯一的民族属性。依此标准,属于哈尼、彝、傣三个稻作民族的103个行政村作为研究样本,以其空间位置叠加于遥感图上,空间分布2 元阳县稻作聚落分布如图2,统计如表1、图3,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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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阳县稻作聚落分布                                  表1 元阳县行政村的民族属性与分布高程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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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聚落高程分布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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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0m以下聚落很少,其中傣族聚落多位于低于650m的河谷区;650-1050m区间为傣族与彝族聚落的共同分布区,以彝族聚落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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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0-2000m区间为彝族与哈尼族聚落的共同分布区,其中彝族多位于1500m以下的中山区,哈尼族聚落多位于海拔更高的中高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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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0-2000m是稻作聚落最集中的区间,2000m以上无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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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哈尼聚落的分布最接近正态分布,规律性最强。最低者呼山村委会仅有530m,但在650-1050m区间并无哈尼聚落,表明个别情况的代表意义很弱;彝族聚落的高程分布规律不显著,很可能缘于其生产与稻作的关联度较弱;傣族聚落的样本太少,统计意义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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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稻作聚落的典型样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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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山区自然环境的垂直分异性导致稻作环境的差异,往往对山地聚落的居住环境、产业选择和聚落特征产生实质影响[10],大样本数据仅能反映不同民族聚落的高程分布概况,却失之细节。为此,在河谷、中山、中高山环境中各选取两个自然村为典型样本,以聚落环境(100mX100m网格)与村落平面图(50mX50m网格),进一步分析不同稻作民族的聚落特征。典型样本的空间位置见图4,基本概况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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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型样本的空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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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典型样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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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傣族聚落:六蓬和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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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谷区样本的空间特征
六蓬村位于元江边的河谷区,高程为270m,均年降水量为700mm,气候炎热干燥,适合种植荔枝、芭蕉等热带经济作物,以环绕六蓬村四周的经济作物林带成为村落边界,梯田在此边界之外,种植双季稻而高产。六蓬村地势平坦,房屋间距较小,布局紧凑,四周植被茂盛,肌理完整。六蓬村面向元江,后有山峦,与傣族民谚中“寨前鱼,寨后猎,依山傍水把寨立”的选址原则吻合很好,寨后的寨神林也称为“龙树林”,虽然不大却极为神圣(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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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傣族稻作聚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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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傣族村落与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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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蓬村的傣族民居均为土掌房,以石砌墙基土坯墙体,墙上架梁,梁上铺木条、竹条,以夯土为平屋顶(后多改为混凝土),形象质朴厚重。民居多为两层,一层圈养牲口,二层居住,楼面屋顶兼作晒台。土坯墙厚约70cm,室内热工性能较好,适宜河谷干燥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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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寨位于元江支流者那河河谷(图7),已为傣族聚落的分布高限,与六蓬村不同,狭窄的者那河谷使大顺寨村址坡度较陡,房屋顺应坡度紧凑布局,间距约仅为六蓬村的一半,各家各户的平屋顶前后相接,彼此间使用爬梯、木板连接起不同标高的屋顶,使本来不连续的屋顶成为贯通全村的步行交通体系,不仅可供晾晒作物的生产之用,还可供日常串门、聚会、甚至用餐、恋爱,形成具有丰富功能的社会空间,而住宅间的小巷反而成为辅助交通体系,多供牲畜使用,形成一种适应山地环境的双重交通系统(图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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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属百越系民族,稻作历史极为悠久。缘于河谷光热条件与良好的灌溉系统,傣族聚落形成多样的生计传统,如图9中大顺村的梯田附近可见芭蕉、甘蔗、荔枝等作物。背山面水的选址原则与龙树林等信仰空间的传承,形成了“河谷—河流—梯田—经济林—龙树林—村落”的结构(图8),而土掌房具有对这种气候环境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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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机制:热区稻作与文化习惯
傣族村落多位于气候干热的坝区,降水虽不多却有地表水量丰沛的河流,水利设施完善,再加上光热环境佳,热区稻作适宜种植高产的双季稻,并有热带经济林为辅助,良好的农业环境使傣族群众无需太大面积的稻田即可确保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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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环境决定的大前提下,文化环境的影响也不能忽略。大顺村的高程增加至1070m,降水量显著增加而年均温度显著下降,已非典型的傣族聚落,但民居仍然采用了传统的土掌房,虽有悖地理环境,却可以从文化环境中得到解释。文化传统一旦形成社会习惯,就具有不听命于理性的惯性逻辑,使遵从习惯的建筑方式得到与大众一致的心理期许,即使地理环境已发生显著变迁,足见其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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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彝族聚落:石头寨和多依树小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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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山区样本的空间特征
石头寨村址为高程约900m的中山环境(图10),气候相对河谷湿润,降水量较大,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村落四周为山林所包围,满足山地放牧之需。田地位于山林外围,过去曾种植水稻,现在基本已改为旱地。石头寨的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均为平顶土掌房,夯土结构,类似傣族民居但体量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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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依树小寨位于1700m的坡地,是彝族村寨中位置较高的一个,四周邻近均为哈尼村寨(图11)。村落南、北、西面三面环绕树林,西面是海拔相对较低的梯田,梯田面积在彝族村寨中较大。多依树小寨的民居适应山地环境布局紧凑,体量明显减小,多为平顶土掌房与坡顶民居的结合,坡顶为山墙面呈三角形的两坡,这一点与附近的哈尼民居不同。此外,还有部分院落式民居,其正房为堂屋,是三开间的坡顶建筑,中开间的供桌供奉“天地君亲师”,是典型的仪式性空间,两侧分别为卧室和厨房,二层用于仓储,两侧耳房多为平顶土掌房,用作圈舍或伙房。整体的“混搭”风格明显(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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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彝族聚落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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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彝族村落与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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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傣族、哈尼族不同,彝族对稻作依赖程度最低,其生计方式是一种适于半干旱、半湿润环境中,兼有放牧、旱地种植与梯田生产的非典型稻作,最终形成“中山—经济林—旱地—梯田—村落”的结构(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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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机制:混合稻作与广泛适应
彝族虽与哈尼族同属氐羌系民族,但在发展稻作梯田的同时还种植旱地,并保留了氐羌系的畜牧传统,形成“稻作+旱作+畜牧”混合生产,这一复合型的生产空间占地较大,旱地与梯田视环境分布于外围,而垂直放牧需要大量山林,使彝族聚落的森林覆盖率较高,如图11中多依树小寨的山林明显比附近的哈尼村寨多。采用“稻作+旱作+畜牧”的非典型稻作使彝族聚落的生产半径较大,聚落密度因此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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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遍及云贵川山区,长期与其他民族混居。元江南岸的彝族聚落在稻作民族中具有最广泛的分布区间,很容易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形成兼收并蓄的广泛适应性。彝族聚落海拔高于傣族聚落,降水增加气温降低,虽然主体仍为平顶土掌房,但房屋体量减小而利于保暖,以坡屋顶便于排水,更适合于彝族聚落的半山环境。就室内而言,房屋院落式布局与室内仪式性空间受到汉文化影响,应与彝族长期在大尺度空间与汉族杂居有关,加剧了“混搭”风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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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聚落对环境的广泛适应性还体现在彝族聚落的个体差异中。如石头寨与多依树小寨的直线距离仅为11.5km,但高程低的石头寨民居更接近傣族,而高程高的多依树小寨民居则接近哈尼民居。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程对人文环境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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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尼聚落:阿者科和牛倮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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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高山样本的空间特征
阿者科与牛倮普属于典型的哈尼族村落,两者相距不远且关系密切,故统一阐述。两村高程分别为1880m、1970m,所处高山环境中温润多雨,气温较低,在较陡的高山环境中遵循哈尼聚落典型的“四素同构”格局,即村寨居中,上为寨神林下为梯田,溪水贯穿三者,梯田则绵延极广,与其他村落的梯田相接。正因开垦了大面积梯田,哈尼聚落附近的森林一般较小(图14、图15)。阿者科村具有哈尼族村寨最典型的空间节点——寨神林与磨秋场,前者面积不大,其仪式功能远大于生态功能,指向上方的森林,后者是村寨中的一片空地,指向下方的梯田,通过在公共空间的劳作和祭祀仪典,将村民与整个聚落系统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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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形成“中高山-溪流-梯田-寨神林-村落”的哈尼聚落空间结构(图16)。蘑菇房是阿者科与牛倮普的典型民居,实为土掌房因应中高山环境,以小体量实现保暖、以茅草顶便于排水的结果,为二至三层的土木结构,一层用来圈养牲口、摆放杂物,二层居住,三层多用于储存粮食,局部后收以二层屋顶为露台,屋顶为近似庑殿的四斜面茅草顶(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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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哈尼族聚落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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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彝族村落与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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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机制:精耕稻作与社会结构
哈尼族聚落多位于海拔1000m至2000m的中高山区,此区间温润多雨,年均温约14℃左右,适宜水稻种植但积温不高,只能一年一季;哈尼族几乎不从事畜牧业,也很少种植经济林木,强烈的稻作依赖使精耕细作才能确保好收成,也因此发展出最完善的梯田稻作,并形成了如下特征:(1)精耕稻作对水资源的有效管理要求很高,哈尼聚落一般从高处的灌溉渠将溪流引入村口,穿村而过后流入梯田,水成为贯穿各要素的脉络,各户沿溪流布局便于用水,使哈尼村寨常有垂直等高线的主街为线性结构;(2)精耕稻作的稳定收成使哈尼族的人口增长较快,但后来者的耕作半径越来越大,当村落人口达到一定限度后,必须有人离开设立新寨,因此哈尼村寨一般规模不大;(3)精耕稻作是“技术密集”型农业,播种收割的时间、除草施肥、灌溉系统的维护等田间劳作均有较高的“技术含量”,需要配合良好的分工协作;(4)新寨距离老村寨不远,才能保障农忙时节彼此帮助,相互协作,因此哈尼村寨的密度普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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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倮普正是从阿者科分出,二者具有明显“亲缘”关系,阿者科村的磨秋场、牛倮普的寨神林都是两寨共用,主要功能为在其中祭祀、祈丰等活动,通过不断强化的联系形成持续稳定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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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比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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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样本对比
将典型样本的环境特征、稻作方式、非基本因素与聚落特征归纳如表2。需要说明,大顺寨接近傣族分布的高限,而多依树小寨接近彝族分布的高限,二者处于非本民族的主体环境,易受到同高程其他民族的影响。如大顺寨的生产方式与民居体量均接近附近的彝族,而多依树小寨的梯田面积比例大大超过其他彝族村寨,又与邻近的哈尼村寨相仿。这种“非典型”的民族村落,恰恰反映出垂直分异性对聚落环境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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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讨论
垂直分异性固然塑造了稻作策略丰富性,进而形成了稻作聚落的多样性,但也不能忽视稻作生产的同一性基础。由于稻类作物的广泛适应性,傣、彝、哈尼的稻作策略也存在内在的共通性,互通有无的交流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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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傣族与哈尼族聚落为例,傣族聚居的河谷可种双季稻,哈尼族聚居的山区则种单季稻。高程导致二者的农业节令不同,使用耕牛的时间也有差异。因此,傣族与哈尼族往往结对为“牛亲家”,共同喂养耕牛供农忙方使用,并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再以哈尼族与彝族为例,哈尼聚落海拔高而气温低,哈尼群众针对传统水稻种植形成了独特的选种、留种方法。而彝族聚落海拔较低,多种杂交水稻。哈尼群众通过与彝族群众互换稻种的方法,提高稻种的适应能力与抗病虫害能力,保持稻类作物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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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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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江南岸的稻作聚落分布具有显著的垂直分异性。宏观层面的大样本研究表明,稻作聚落的分布高程约为200m至2000m之间,傣族、彝族、哈尼族从下至上分别聚居于河谷、中山、中高山区,其中哈尼族聚落分布最规律,彝族聚落分布最广;微观层面的典型样本研究表明,傣、彝、哈尼的聚落空间特征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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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高程为主要指针的稻作环境中,基本因素与非基本因素的共同作用,成为造就稻作聚落垂直分异的机制。为应对由高差决定水热条件而形成的稻作环境差异,傣族、彝族、哈尼族分别采取热区稻作、混合稻作与精耕稻作的差异化稻作方式,成为影响聚落空间与民居特征的基本因素;而文化习惯、适应能力、社会结构等非基本因素也对此施加影响。比较而言,与高程直接相关的基本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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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稻作聚落的差异性与交流性均以垂直分异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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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江南岸的稻作聚落虽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但将传统民居的研究置于聚落地理的视野下考察其根源,这种将“多”整合为“一”的思考路径,以及“大样本+典型样本”的研究方法,符合人居环境科学提倡“整体论与还原论”[11]并重的视野,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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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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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登于《住区》杂志
    总第90期《遗产住宅能源改造》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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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研究 | 空间与机制:元阳县多民族稻作聚落的垂直分异现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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